鸦片战争为什么输？旗人贵胄领1万两银子募乡勇，只有50人上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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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鸦片战争进入关键阶段。清廷调集重兵、罗掘巨饷，发动了战争中唯一一次稍具组织规模的战略决战，浙东反攻。然而，这场筹备数月的战役却在几小时内土崩瓦解。战后，一桩令人瞠目结舌的贪腐案浮出水面，这桩荒诞的“鄂云募勇谋利案”，犹如一把手术刀，剖开了晚清军政腐败的肌理。

鄂云，本名联璧，字玉农，出身不可谓不显赫，他是雍正朝大学士鄂尔泰的曾孙，还是成哲亲王永瑆（乾隆之子）的女婿。年少时的鄂云颇有才气，《雪桥诗话》记载他“喜为长短句”，桐城派古文家管同曾盛赞他：“贤相之孙，名卿之子，连姻天室，年二十而官五品，文翰之美，辉映乎当时。”然而，这位名门之后的仕途却异常坎坷。他由刑部主事捐同知，分发江苏候补，后又在道光八年捐直隶州知州在部候选，并正式改名鄂云。直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他依然是一个一贫如洗的候补官，他在词作《水调歌头》中愤懑地写道：“漫说烟云变幻，自有风云际会，枳棘暂栖鸾。”

战争的爆发，让鄂云看到了“风云际会”的升官发财之机，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四月，鄂云以赴胞弟任所为借口，未等本旗批准便私自携女离京，直奔浙江镇海钦差大臣裕谦的军营投效。裕谦深知鄂云“行为素不谨饬，恐其在浙逗留，招摇生事”，不仅拒收，还薄给银两打发他走。浙江巡抚刘韵珂念及旧日同僚之情，也给了他三十两盘费，礼送回京。碰壁的鄂云在回京途中，遇到了赴浙查办军务的扬威将军奕经，连忙上前投效。这一次，他成功了。

奕经是鄂云岳父的亲孙子，论辈分鄂云是奕经的姑丈，加上鄂云堂弟联芳正是奕经幕下的随员，凭借这层“任人唯亲”的关系，鄂云顺利投入奕经帐下，被委以“赴浙江招募乡勇”的重任。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十月，

鄂云在慈溪县后山泊招募了500名乡勇，并经县丞蒋贵斌查点造册；十二月，这500人由四川候补府经历濮贻孙带领赶赴前线。

正月二十五日，清军浙东反攻的总指挥奕经向道光皇帝汇报了他的作战计划。

根据奕经的计划，反攻分为两路进行，东路收复定海，由现升山西遗缺知府王用宾“总办各路壮勇”；南路收复宁波、镇海，由张应云总办，御前侍卫珠勒亨、总兵段永福等率兵攻取宁波，游击张富为接应，三等侍卫容照、御前侍卫明庆、金华协副将朱贵等由长溪岭进趋镇海，游击黄泰为接应。

同时，奕经认为“攻剿三城，必须明攻暗袭同时并举”，故除“明攻”部队外，还在三城内外和沿途扼要处安排壮勇预为埋伏

，“如闻有各处枪炮喊杀之声，城内则乘势举火，擒斩夷目，城外则暗中藏伏，倘遇逆夷奔逃，即于中途要截”。对鄂云所部乡勇的安排，奕经在折内附件中亦曾明确提到：

“镇海城内分段埋伏五处，计勇六百二十名。镇海城外及金鸡、招宝两山、小夹港共六处，分段埋伏，计勇二千一百九十名。以上十一处伏勇系候选直隶州知州鄂云、典史王希璧及文武员弁绅士等承办管带。”

简言之，鄂云等人负责管带镇海城外的伏勇（埋伏的别动队），准备“明攻暗袭同时并举”，道光帝看后十分满意，朱批道：“卿等布置妥密……必能成此大功。”

然而，前线的实际布置却与奏折大相径庭。据事后刘韵珂调查，鄂云对这500名乡勇的安排堪称“奇葩”：

“拨勇五十名，埋伏镇海城外。又拨一百五十名，由四川府经历濮诒〔贻〕孙管带，屯驻郡城西乡之邵家渡。又拨五十名，屯驻慈溪之骆驼桥，为泗州知州张应云护卫。鄂云自留五十名护卫，屯驻慈溪东门外之清道观。又令黄得胜带领二百名，约于二十八日攻打宁波南门。”

由此可知，鄂云所部五百名乡勇中埋伏在镇海城外的仅有50人；150人由濮贻孙率领屯驻于慈溪至宁波的必经之路余姚江两岸渡口，“雇备民船，渡登南岸”；200人在黄得胜带领下会攻宁波南门；剩下 100 人则成为了鄂云本人和其顶头上司南路总办张应云的护卫，而鄂云、张应云所驻之骆驼桥、清道观都不在战场前沿。

说得直白点，就是服从军事计划参与反攻的乡勇只有50人，其余人马都远离战场。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正月二十九日凌晨，浙东反攻正式打响。结果毫无悬念，清军惨败。鄂云所部的表现更是惨不忍睹

：埋伏镇海和进攻宁波的乡勇“打仗失利，纷纷溃逃”；屯驻渡口的濮贻孙部见势不妙纷纷避走，导致主攻宁波的段永福部兵败后找不到渡船，“被创尤甚”，“强者劫夺村舍，而弱者往往饿死”；护卫张应云的乡勇未遇敌军便“望风股栗”，当天就退逃慈溪。据诗人贝青乔记载，英军迫近骆驼桥营寨时，张应云“犹卧吸鸦片烟，半时许，始踉跄升舆而走”。至于鄂云本人，战后甚至传出他“勾汉奸陆心兰为内应，转为所买”的丑闻。

战败后，鄂云并未收手。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九月，他竟跑到参赞大臣文蔚的行营粮台，呈缴了6495两“报效银”，企图利用朝廷鼓励海疆捐输的政策，为自己买个实缺。这一反常举动引起了御史吕贤基的注意。吕贤基上奏痛斥鄂云“诓骗欺朦，无弊不作”，“糜军饷以肥囊橐”，并直言

“今春宁波之败，实自鄂云首为厉阶也”。

道光帝大怒，下令彻查。

两江总督耆英查明，鄂云“家无余资”“一贫如洗”，这六千多两银子显然来路不明。

最终，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理查明：鄂云以募勇为名，共在粮台领取军饷银9134两、钱2890千文。其中，乡勇口粮、衣帽、器械等费用多被虚报冒领；更荒唐的是，大部乡勇裁撤后，鄂云谎称“酌留乡勇113名”，继续冒领了4374两白银的口粮，这笔钱全数落入其私囊。真相大白，鄂云不仅没当上官，反被“革职销除旗档”，“从重发往新疆充当苦差”。

而鄂云案背后的粮台管理更是混乱不堪。奕经大军共设四路粮台，“凡户部及各省拨到饷银，或一粮台独收之，或四粮台分收之，既不知照将军，并不互相知照”。支领饷银者“或禀白将军，或禀白参赞，或径向粮台出具领纸”，导致“积至六月中，所费几不可稽考”。在这样毫无监管的体制下，像鄂云一样借募勇发财的人比比皆是。

派往山东募勇的段洪恩，领了“饷银五万四千两”，结果“所雇壮勇无数可稽，亦无人管带”，五万四千两尽皆中饱私囊。

纵观鄂云募勇案，近万两白银的军费，换来的却是前线将领私留保镖、士兵临阵脱逃、后勤渡口空虚的荒诞局面。

这并非鄂云一人之恶，而是整个浙东反攻指挥系统的全面溃烂。

主帅奕经任人唯亲，幕僚张应云在战火逼近时犹“卧吸鸦片烟”；粮台管理混乱，“所费几不可稽考”；监管机制形同虚设，若非御史风闻言事与政敌“破除情面”，鄂云险些就能用贪来的脏银“名利双收”。

当国家的战争动员沦为官僚中饱私囊的生意，当保家卫国的乡勇变成账本上虚无缥缈的数字，浙东反攻的惨败乃至鸦片战争的最终屈辱，便早已在鄂云领走那一万两白银时，写下了注定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