虱子：与人类相伴千万年，三十年前几乎人人难逃如今为何消失不见

你说怪不怪，这种东西，跟了人几千年，上山下海，刀耕火种，都没把它甩掉。可偏偏就是在这几十年里头，它一声不吭，没了踪影。我说的这东西，是虱子。

现在跟十几岁的孩子提虱子，他得歪着脑袋琢磨半天，反问你是不是养的小猫小狗身上带的那种。你要是跟他说，三十年前，几乎每个人的头发里、衣缝里都藏着这东西，他会瞪大眼睛，觉得你在讲天方夜谭。可这确实不是瞎话，是真真切切发生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的事。翻翻史书，老祖宗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里，就有一个字，画得像一只多脚的小虫，在人的身上爬，那个字念“虱”。再往后，诸子百家、文人墨客，谁没跟这东西打过交道。魏晋名士，讲究个扪虱而谈，一边抓着虱子一边清谈玄理，竟成了风度。北宋的王安石，据说胡子里都爬着虱子，上朝的时候被皇上瞧见，成了朝堂上的一桩笑谈。古埃及的木乃伊身上，考古学家发现过干瘪的虱卵。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女尸，那保存得极好的头发丝里，也牢牢粘着早已脱水的虱子皮。就这么个小玩意儿，硬是陪着人类从茹毛饮血走到了蒸汽时代，走过了千万年的时光，任凭王朝更迭、沧海桑田，它自岿然不动。然而，就在这短短三四十年的工夫，它却以一种近乎决绝的姿态，退出了我们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这件事，细细琢磨起来，里头藏着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藏着一部普通人家的生活进化史。

往回倒腾三四十年，那是一段如今想来，既辛酸又带着些许温情的岁月。那时候，无论是城里红砖灰瓦的家属院，还是乡下鸡犬相闻的土坯房，几乎人人头上、身上都藏着这点“小活物”。你若是那个年代长大的，脑子里一定存着几段画面，提起来让人头皮直发麻，却又忍不住想笑。冬天的太阳底下，靠墙根坐着几个老奶奶，穿着黑灰的大襟褂子，解开脑后的发髻，长长的头发垂下来，拿着把篦子，一下一下往下刮。那篦子是用竹子做的，比梳子密实得多，两边有梁，中间是一排细细密密的竹齿，在花白的头发里犁过，噼里啪啦的细微声响过后，总有些灰白的小点落在铺在膝盖上的报纸上。小孩好奇，凑过去看，被奶奶一巴掌轻轻拍在脑门上，笑骂一句：“看啥看，虮子没见过。”虮子，就是虱子的卵，一个一个小白点，牢牢粘在发根上，像长在头发上的一粒粒微小的米粒，用指甲挤，得使点劲儿，能听见极轻微的“啪”一声，那是卵壳破裂的声音。老太太们耐心地篦，完了还要拿手在发间细细地摸索，摸到一个软软的、带壳的小东西，就捏在两片大拇指甲盖之间，用力一挤，“咯嘣”一声，指甲盖上便晕开一小点血迹。这便是成年虱子了。有时候，几个老太太互相帮忙，翻着头发找，找到了就用指甲掐，一边掐一边唠着家长里短，阳光把她们的影子拉得老长，那是一种带着些许苦涩的安详。

乡村的冬夜格外漫长，一盏昏黄的煤油灯摆在炕沿，灯芯上结着灯花，一屋子都是暖融融又有点呛人的煤油味。男人坐在炕头，脱下贴身的粗布褂子，翻过来，沿着那些针脚密密的衣缝搜寻。那时候的衣服缝头多，布也厚，尤其是棉袄、棉裤的接缝处，总有那么几条藏污纳垢的线缝，那便是虱子的安乐窝。虱子喜欢温暖，人身上散发的热气，透过内衣，积聚在棉衣的夹层里，不冷不热，正合适它们繁衍生息。男人眼神不好，就把褂子凑到油灯跟前，沿着衣缝找，看到一个小黑点，或者一个圆滚滚发亮的东西，就掐下来。有时候掐不及，干脆把整条衣缝送到嘴边，用牙齿顺着咬过去，“咯嘣咯嘣”响，像是在嗑瓜子。那股子狠劲儿里头，带着对这东西刻骨的厌烦，却又因为天长日久的纠缠，生出一种认命般的麻木。小孩儿躺在被窝里，身上痒得翻来覆去，母亲就会端了灯过来，掀开被子，把线衣线裤里里外外翻找一遍。那种酥酥麻麻的感觉，伴着母亲冰凉的指尖在后背游走，偶尔被指甲掐得生疼，随即听见母亲一声轻骂：“又掐死一个。”掐完虱子，母亲会去灶上烧一大锅热水，兑上凉水，逼着全家人洗头洗澡。那时候农村洗澡，哪有什么浴室，不过是一口大铁锅，夏天晒热了水，直接跳进去；冬天就在灶房，关紧了门，用一个大木盆，人蹲在里面，一瓢一瓢往身上浇。小孩怕冷，哭闹着不肯洗，被大人按着脖子，热水浇上去，烫得哇哇叫。洗头用的，往往是碱面，或者是砸碎了的皂角，那时候有肥皂就是好东西了，更有甚者，直接抓一把洗衣粉搓在头上，烧得头皮生疼，眼泪直流，为的就是把那可恨的虱子杀死。用洗衣粉洗头，如今想来是对头皮多大的损伤，但那个时候，能把头洗干净，让那股子钻心的痒停上几天，就已经是天大的舒坦了。

城里的情况，比乡下要稍微好上那么一点，但也仅仅是五十步笑百步。那时候城里人住的大多是筒子楼，或者是平房大杂院。一条长长的走廊，两边是一间挨一间的小屋，水龙头和厕所是公用的。冬天屋子里生蜂窝煤炉子，暖和是暖和，但洗澡依然是个大工程。公共澡堂子，是那个年代特有的记忆符号。每到周末，父母提着网兜，里头装着毛巾、肥皂，带着孩子去单位的澡堂或者街道上的公共浴池。澡堂里水汽弥漫，人与人赤裸相对，大池子里泡着一堆人，水面漂着一层白腻的泡沫。孩子们在大池子里扑腾，大人们在淋浴头下搓泥。洗一次澡，感觉能褪掉一层皮，浑身轻快。可那时候洗澡的频率，跟现在没法比，夏天还好说，一天一冲，或者去河里扑腾；一到冬天，十天半月洗一次是常态，甚至有人一两个月才去澡堂彻底清洁一回。这中间的日子里，身上的灰垢、分泌的油脂，便为虱子提供了绝佳的温床。

那时的学校，简直是头虱传播的中转站。教室里板凳连着板凳，孩子们挤在一起，尤其是小女孩，都喜欢留长头发，扎个辫子。你挨着我，我靠着你，头碰头地看小人书，或者课间挤在一起说悄悄话，那虱子便瞅准机会，从这颗脑袋轻盈地跳到那颗脑袋上。它们不会飞，也不会像跳蚤那样弹跳，但它们爬行的速度极快，在亲密的接触中，转移宿主易如反掌。班上只要有一个孩子长了头虱，用不了多久，半个班都得沦陷。老师有时会发现，后排的同学抓耳挠腮，坐立不安，便会叫到办公室去。那时候的老师管得宽，既管学习也管生活。被叫去的孩子，红着脸，低着头，老师翻开他的头发，不禁倒吸一口气，发根处密密麻麻的全是白点，发间还有黑色的小虫在蠕动。老师赶紧用篦子帮孩子篦，又跑去校医那里弄来一点高锰酸钾，化成一盆紫红色的水，让孩子洗头。那股子淡淡的药水味，成了许多七零后、八零后共通的嗅觉记忆。有的学校更彻底，定期检查个人卫生，让孩子们排着队，老师一个一个翻头发，翻衣领。有的家长被叫来谈话，脸上也是火辣辣的，那时候个人卫生状况，有时竟被上升到家庭体面的高度。

说起除虱，那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民间充满了荒诞而又心酸的智慧。最温和的，是用醋洗头。家里的醋，那时多是散打的，颜色黑红，酸味冲鼻。母亲会倒小半盆醋，兑上热水，把孩子头发浸透，用毛巾包起来捂上半天，说是能把虮子给“杀”软了，再用篦子篦下来就容易得多。有没有科学道理且不说，那股醋味能绕梁三日，上学去全班都知道你家昨晚洗头除虱了。厉害一点的，去中药铺抓几两“百部”，那是一种药材，细长的根，有着杀虫的功效。回家用酒泡，或者用水煎，煮出一碗黄褐色的药汤，用这汤洗头，再用毛巾裹严实了，说是能把虱子药死。百部的确有驱虫的作用，算是民间最靠谱的方子了。可还有那更极端的。那时节，农药是农村家家户户必备的东西，敌敌畏、六六粉，就放在墙角。有人脑袋痒急了，竟想出了用农药除虱的昏招。弄少许敌敌畏，或者一撮六六粉，用水化开，抹在头发上，再用塑料袋或者手巾把头发裹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这法子确实毒，也真能把虱子给杀死，连藏在毛孔里的虮子都能给毒下来。可那是剧毒的农药啊，被头皮吸收后，轻则头晕恶心，重则上吐下泻，直接送卫生所抢救。那时候卫生条件差，人们的健康意识也薄弱，为了止痒，真是拿命在折腾。如今回头想，那份凶险，足够让人后脊梁发凉。这些拿命去搏的土方子，之所以能流传，不过是因为那种奇痒钻心的折磨，实在能把人逼到不管不顾的境地，也因为当时大家并没有更好的、安全有效的灭虱产品。这种生活的无奈，刻在了那一代人深刻的皱纹里。

然而，仿佛就在一夜之间，或者说，是在一个渐进的、不易察觉的过程中，虱子悄悄地、彻底地从我们的生活里退场了。你问现在的孩子，什么是头虱，他没见过。你问年轻的父母，他们多半也只是从长辈的故事里听过。这种消失，不是某一个单一的原因造成的，而是整个社会肌体的重塑，是一场从里到外、从物质到观念的巨大变革。

首当其冲的，是咱们头顶的瓦，脚下的地，身处的那个窝，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三四十年前的农村，住的多是土坯房，有的地方还有茅草屋。屋内地面就是黄土夯实了，讲究点的铺上层青砖。这种地面，再怎么扫，也扫不净那层细土。一到阴雨天，地面返潮，墙角能长出白毛，一股子霉味。屋子里堆着粮食、农具，犄角旮旯里还养着几只鸡。土墙上四处是裂缝，糊着旧报纸，里面藏着臭虫、跳蚤，当然也有虱子。睡觉的地方，是土炕或者木板搭的铺。炕上铺一层麦秸，上面是一领竹席或者苇席，然后铺上褥子。那麦秸是虱子藏身的天堂，干燥、温暖、黑暗，任凭你炕上怎么打扫，麦秸深处你是够不着的。冬天烧炕，热气一烘，藏在麦秸里的虱子就活跃起来，顺着热乎气往人的被窝里钻。夏天，屋里闷热如蒸笼，一身的汗把席子浸得油亮，汗液、油脂混着灰尘，成了螨虫和虱子的培养基。那时候，人和牲畜的距离也近，猪圈、鸡窝就在屋旁，有时候鸡都能飞进屋里。鸡身上有鸡虱，狗身上有狗虱，虽说这些虱子不太往人身上长久定居，但偶尔串个门，也足够让人身上痒一阵的了。如今呢，农村的面貌早已今非昔比。土坯房几乎绝迹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砖瓦房，甚至是小洋楼。屋内的地面铺上了光滑的地砖或木地板，不藏灰，不漏土。墙壁刷得雪白，或贴着温馨的壁纸，没了缝隙，没了潮湿。土炕也拆得差不多了，换成了和城里一样的木床、席梦思。被褥不再是那条盖了十几年、硬邦邦的老棉花套子，而是轻软保暖的羽绒被、蚕丝被。床单被罩不再是粗布的老格子，而是细密柔软的纯棉，甚至是磨毛的、高支高密的，摸上去滑溜溜的。这些织物表面光滑，纤维织得紧密，虱子那六条腿上的钩爪，根本抓不牢。最关键的是，室内的密封性好了，窗户严实了，不再有外面的尘土带着虫卵飘进来。用上了自来水，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或者电热水器，独立的卫生间干湿分离。洗澡这件事，从过去逢年过节才进行的浩大工程，变成了每天睡前稀松平常的习惯。热水一开，花洒里喷出温热的水流，从头冲到脚，什么汗渍、灰尘、皮屑，都随着水流冲进了下水道。虱子的生命周期，从卵到若虫到成虫，需要在稳定的温湿度和固定的宿主身上连续待上数周。如今，一天一洗，贴身的衣服一天一换，它们的生长周期被物理性地彻底打断，连产下卵的机会都没有，何谈繁衍种群。

比居住环境改变更直接作用于人体的，是洗护用品的全面普及和迭代。过去的人们，用什么洗头洗澡？富裕点的，用香皂。一般的，用洗衣皂。拮据的，用碱面、皂角、草木灰水。那时候能有一块硫磺皂，就算是专门对付皮肤病的宝贝了。洗衣粉因为去油污能力强，常被拿来洗头，那灼烧的感觉，其实是表面活性剂对头皮蛋白质的降解与刺激，洗完之后头发干涩如枯草，头皮却因为脱脂而变得脆弱。没有多少人拥有自己的专属毛巾，很多时候一家三四口人共用一块毛巾、一个脸盆。毛巾用的时间久了，纤维磨平了，硬邦邦的，还总带着一股捂馊了的味道。就在这二三十年间，洗护行业迎来了爆发。最先涌入千家万户的，是那一瓶瓶不同香型的洗发水，装在花花绿绿的塑料瓶里，一按就有乳白色的膏体出来，搓在头发上，泡沫丰富得像云朵，香得让人晕乎乎的。去屑的、止痒的、柔顺的，各种功能细分。人们头一次知道，洗头不只是把灰尘洗掉，还要调节头皮的水油平衡。护发素的出现，则让头发变得顺滑，那丝滑的手感，虱子想在这么滑溜的头发上产卵固定，怕是刚粘上去，就滑掉了。沐浴露取代了香皂，洗完之后皮肤不紧绷，还留有香气。更重要的是，洗衣液、洗衣凝珠、消毒液进入了日常。以前洗衣服，用搓衣板加洗衣粉，泡在大盆里，过两遍水就算完。现在洗衣机是全自动的，甚至带烘干功能，衣物不仅洗得干净，高温烘干的过程更是对一切虫卵细菌的物理灭杀。内衣有专门的内衣皂、内衣清洗液，甚至有了专门的内衣消毒机。人们不再把袜子和内裤泡在一起，不再觉得“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衣物分类清洗、高温消毒的观念扎根人心。这么一套组合拳打下来，但凡有一丁点虱子或虮子附着在衣物纤维上，经过反复洗涤、晾晒、甚至烘干，在表面活性剂和高温的双重作用下，角质层被破坏，虫体脱水，虫卵蛋白凝固，绝无生还的可能。

再者，是我们身上穿的、贴身的，那些纺织面料迎来了升级换代。老一辈人一定记得“的确良”这个名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确良衬衫风靡大江南北，穿一件挺括的的确良，是时髦的象征。但那东西是化纤的，不透气，不吸汗，夏天黏在身上，冬天冰得要命。还有那种尼龙袜子，穿一天脱下来，能立在地上，硬邦邦的，不透气，脚汗捂在里面，那味道顶风能臭出二里地。再有就是家织的粗布，也叫老土布，用老式织机一梭一梭织出来的，经纬线粗，布面疙疙瘩瘩，布满孔隙。这样的织物，容易吸纳皮脂、汗水和外界的灰尘，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微小生态，恰好成了虱子隐匿和产卵的天然屏障。衣物的款式也极为有限，一件秋衣，一件棉袄，可能就要支撑整个冬天。棉袄外面罩件罩衫，棉裤外面套条单裤，这一冬就过去了。棉袄棉裤拆洗一次极为费事，要拆开面子和里子，把结成块的旧棉花掏出来，晒弹一番，再重新缝上。这个周期，往往是一年一拆，甚至几年才拆洗一次。在漫长的穿着周期里，人体的分泌物、脱落的皮屑，日积月累，在纤维深处形成了一层包浆，这包浆对虱子来说，就是养分和孵化的温床。现在呢？纯棉、莫代尔、莱赛尔、真丝、羊毛、羊绒，各种天然纤维和再生纤维素纤维百花齐放。这些面料不仅亲肤柔软、吸湿透气，而且纺织工艺极为精细。高支高密的纯棉布，纱线细如蛛丝，织成布后像一张平滑的纸，几乎没有容虱子立足的缝隙。人们穿衣服，也不再是一件穿几年。衣柜里的衣服塞得满满当当，每天换一套，一周都不重样。内衣一天一换，袜子一天一丢，快节奏的生活带来的是高频次的衣物更新与清洗。一件贴身的秋衣，可能穿了五六次就被淘汰换新，连让它起毛起球的机会都不给，更别说让虱子在上面完成一个世代的繁衍了。那种一件棉毛衫穿到袖口领口都磨烂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服饰的丰富与高频的更换，实质上摧毁了虱子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它们需要稳定、长久、不被打扰的纤维环境，而这个环境，已经被现代社会的快消费与精致纺织彻底瓦解了。

如果说物质条件的改善是硬件，那么人们心中那根关于卫生和健康的弦被拧紧了，则是软件上的致命一击。以前，人们对长虱子这事儿，虽然烦恼，但骨子里带着一种集体无意识的麻木。觉得“皇帝身上也有三个御虱子”，“水不染人，虱不咬人”，甚至觉得小孩子不长虱子长不大。这是一种在贫苦环境中，为了与痛苦共存而生出的精神妥协。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逐渐普及，各类卫生健康知识被源源不断地送到百姓眼前和耳边。爱国卫生运动持续不断地推进，从除四害到讲卫生，从喝开水到饭前便后洗手，从消灭血吸虫到预防各种传染病，卫生防疫机构深入到最基层的乡村。孩子们在学校里，有了正规的生理卫生课，老师在课堂上挂起大大的彩图，讲解寄生虫的一生，讲解个人卫生习惯的重要性。那一刻，孩子们才第一次知道，原来脑袋上那些让自己痒得发狂的东西，是专门吸血的寄生虫，会传播疾病，和污秽、落后联系在一起。这种认知上的觉醒，驱散了千百年来混沌的习以为常。随之而来的，是社会评价体系的微妙改变。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如果你的孩子从学校回来，头上发现了虱子，这不再是一件可以哈哈一笑的寻常事，而是一件令全家蒙羞的“丑事”。它意味着这家人不讲究，日子过得邋遢，不体面。邻里街坊的眼神，同学之间可能出现的疏远和取笑，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这种压力倒逼着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母亲，必须将家庭成员的个人卫生视为头等大事。勤理发，勤洗头，勤洗澡，勤换衣，成了刻进骨子里的生活纪律。这种从外到内、从被动到主动的观念变迁，犹如一道无形的屏障，从源头上把虱子给隔绝了。

与此同时，医疗条件的进步和药物知识的普及，为这场人虱战争提供了最终一击的精准武器。过去，人们得了皮肤病，往往用一些偏方，甚至迷信的方法，比如用扫帚疙瘩打，或者用火烧，结果往往造成更大的伤害。能接触到正规医疗资源的渠道很窄，村里有个赤脚医生，也就看看头疼脑热，对于头虱体虱，除了叫你勤洗，也没什么特效的手段。慢慢的，随着医药工业的发展，出现了各种安全、高效、低毒的除虱药品。最开始是医院皮肤科或防疫站提供的灭虱药水，通常是菊酯类的药物配成，装在棕色的药瓶里。医生会耐心地嘱咐，洗完头，擦干了，把这药水涂在头皮和头发上，保留一定时间，再用清水冲掉。用一次，便能将成虫和若虫几乎全部杀死，一周后再巩固一次，把新孵出的幼虫也一扫而光。从此，除虱变得简单、科学、安全，再也不需要用敌敌畏去拼命了。药店里的货架上，也慢慢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除虱洗剂和香波。更重要的是，基层医疗网络的建设，让人们的任何头疼脑热、皮肤瘙痒，都能方便快捷地找到社区医生。医生的权威话语，替代了老人家的口口相传。你再说用醋泡，用煤油洗，医生会严肃地告诉你那可不行，然后给你开一盒小小的软膏或者一瓶洗剂。科学战胜了经验，安全取代了冒险。同时，整个社会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如一张大网，严密覆盖。对幼儿园、学校、工厂等集体单位，有着严格的传染病监控和上报制度。一旦某个区域出现头虱案例，防疫人员会立刻介入，进行消杀和宣教，将星星之火掐灭在萌芽状态。那个靠土方、偏方、毒方与虱子赤膊相搏的年代，在专业化的医疗干预下，彻底终结了。

最后，生活方式的全面迭代，斩断了虱子传播扩散的最后一环。想当年，人员流动虽不像今天这么规模宏大，但集体生活的密度却极高。农村集体出工，几十人上百人聚在一起，田间地头休息时，头挨头，背靠背。到了晚上，看露天电影，黑压压的人群挤在打谷场上，前面的人坐在板凳上，后面的人站着，小孩子们在人群里钻来钻去，这种高度聚集的场合，只要人群里有一个带虱者，就很容易造成小范围的扩散。还有出远门，那时候的绿皮火车，逢年过节简直挤成了沙丁鱼罐头。硬座车厢里，座位底下躺着人，行李架上坐着人，车厢连接处挤满了人。人们为了能挤上车，争先恐后，身体紧紧贴在一起，在这种高温、高湿、高接触的环境里，人体的直接接触达到了顶峰，虱子的传播只需跨出一步，就能找到新宿主。招待所、大车店里，被褥不一定能一客一换，那些南来北往的人，就在这些公共寝具上，无意中成了虱子扩散的媒介。如今呢？大家庭聚居的模式，渐渐被核心小家庭取代，三代同堂、四代同堂的拥挤消失了，人均居住面积翻了几番。出行的绿皮火车变成了干净快捷的高铁，人人对号入座，空间宽敞舒适。人们对于社交距离有了全新的认识，人与人之间身体的密切接触大大减少，在公共场所，大家都在自觉地维护着自己的那片无形空间。招待所变成了有着标准化清洁流程的连锁酒店，消毒柜、一次性用品、洁白的床单，每日更换。人与宠物的关系也变得科学有序，过去猫狗几乎散养，现在城市里的宠物按时驱虫、打疫苗、洗澡美容，体表干干净净。农村的养殖业也走向集中化和科学化，人畜分离，没有了那种朝夕相处、皮毛相蹭的环境。这些社交、出行、居住、人宠关系上发生的新规范、新方式，像一道道严密的封锁线，让虱子的人际传播这条路径，被彻底堵死。

所以，虱子的消失，哪里是某一个原因能解释得了的。它是我们脚下的泥土地被水泥瓷砖覆盖的结果，是房梁上沉积百年的老灰被彻底打扫干净的结果，是粗布衣衫被细密织物替代的结果，是土灶铁锅换成了整体橱柜和热水器的结果，是碱面洗衣粉变成了洗护合一、功能细分的化学制剂的结果，是从赤脚医生的一瓶紫药水变成了皮肤科精准用药的结果，更是我们每个人内心里，从“大家都一样”的习以为常，变成了对洁净、体面、健康有着坚决追求的结果。这个过程，静水流深，润物无声，用了三四十年，重塑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我们消灭的，其实不仅仅是虱子。我们消灭的，是那种在物质极度匮乏之下，人与寄生虫不得不共存的无奈。我们告别的，是一段咬着牙、忍着痒，在昏黄的灯下互相翻找衣缝的苦涩而又温情的集体记忆。如今，偶尔在收拾老物件时，翻出一把篦子，那密密的竹齿已经泛黄，还断了几根。拿在手里，记忆的潮水便汹涌而来。我们会想起那个烧着热炕、弥漫着煤油味的冬夜，想起母亲凉凉的手指，想起洗衣粉烧灼头皮的刺痛，想起澡堂子里蒸腾的雾气，想起用牙齿咬衣缝的父亲。那些日子很慢，很苦，却又离我们那么近了，近得就像昨天。虱子，这个陪伴了人类千万年、见证过文明兴衰的小小寄生虫，就在这短短几十年的光景里，被我们从生活的主舞台上彻底请了下去。它的退场，没有悲歌，没有悼词，只是一个时代的巨轮轰隆隆碾过，扬起的尘埃落定之后，我们惊讶地发现，生活早已换了人间。这人间，干净，敞亮，带着洗发水淡淡的清香。而那瘙痒的旧日子，就和那把破旧的篦子一起，被封存在了历史的角落里，只在老辈人不经意的讲述中，还能勾出一段段带着体温的、泛黄的光影。那光影里，有我们回不去的童年，也有这个民族一路走来，从贫瘠走向丰裕的最真实的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