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回忆录-人鬼之间（22）

总理看到曾扩情便说："我在黄埔时还不到30岁，有些学生比我年龄大，当时感到很大压力。"曾扩情连忙回答："我那时已30多岁了，学生比老师还大几岁。"接着，杜聿明便对总理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跟着老师干革命，走到反革命路上去了，真对不起老师！"总理听了立即回答："不能怪你们学生，要怪老师没有教好。"说罢便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杜聿明又向坐在总理身边的陈副总理用检讨的口吻说："我在淮海战役刚被俘时，老总要见我，我当时抱着与共产党誓不两立的立场，坚决拒绝，确实顽固透顶，应该罪加一等！"陈老总忙摆手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说完也是一阵大笑。这样无拘无束地漫谈了一会儿之后，总理才向11名特赦人员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说明党和政府特赦这些人是根据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作的决定。他指示今后应注意立场问题、观点问题、工作和生活问题、前途问题，并说希望你们第一要相信党和国家是信任你们的，你们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国家民族多作贡献。

第二遇到不如意的事，可以写信给我，可以和中央统战部联系，有话就要说出来….周总理讲完话后，章士钊先生也说，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对各位将军进行特赦，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希望大家一定要遵照总理的指示去办。这时，周总理看了看表，就问工作人员："预备晚餐了吗？"答复是"没有预备"。总理还表示歉意地说："以后再说吧！"杜聿明等便向总理鞠躬告别，极其兴奋地离开了中南海。1960年1月28日，是农历春节，杜聿明和溥仪等11个人，正在欢天喜地的欢度第一个自由的春节时，旅馆服务人员忽然笑嘻嘻地请溥仪出去，说有客人要见他，杜聿明等便跟着出去想看看是什么客人，只见先出去的溥仪正怒容满面，把一个一尺多长的大红信封摔在地上。杜聿明把近视眼镜摘下仔细一看，才看出信封上端端正正写着"恭叩年安"四个大字，旁边还有臣某某等顿首一行小字。溥仪正指着两个身穿长袍马褂的老头子在发脾气："我早已感到当皇帝太可耻，你们还认为当臣子有什么光荣吗？还不快给我滚回去，不准再来给我丢丑！"那两个自讨没趣的老头只好躬身退了出去。这件事，马上传到了周总理耳中，他笑笑说："如果不特赦溥仪，谁会相信解放了十来年，居然还有人愿去向溥仪请安叩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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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聿明等国民党将领和末代皇帝溥仪等战犯特赦名单在全世界公布后，在国际上的影响非常之大，许多来中国访问的国王、国家元首、将军等都想见见这些被共产党改造过来的旧中国的头面人物。有一次，周总理向一位外国元首介绍溥仪时，说这位就是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却高声回答："今天新中国光荣的公民溥仪！"这一回答博得了一片掌声。杜聿明也是一位很为人注意的人物。他和宋希濂、郑庭笈等六位于1960年春节过后便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先去北京郊区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锻炼一年后，再分配工作。他们一到公社，立即引起了轰动。当时的红星人民公社是象征与朝鲜友好的，也称中朝友好人民公社，公社主任赵彪，是一位老革命干部，很懂得党中央政策，他得到民政局转达的总理的指示后，立即亲自选定了旧宫大队作他们锻炼的基地。

这个大队主要种植稻、麦、果木、蔬菜，还有马场、奶牛场、猪场等多种经营。赵彪还亲自去向旧宫大队的几位负责人交代，要他们一定要认真做好这些人的劳动锻炼和思想改造与生活学习等方面的安排。所以他们在这一年的锻炼中，得到各方面的照顾，使他们完全消除了怕受歧视的顾虑。他们原本都是安排在果木队劳动的，因这些人在秦城农场劳动时都搞过果木工作，而且果木队的工作不太累不太脏，比大田农业劳动轻松得多。过了不久，杜聿明听说红星公社还有一座农机修配厂，主要是维修农业机器，开生产一些小农具。杜带过多年的机械化部队，不仅在技术上很有根底，而且和机器结下深厚的感情，他爱这行更甚于爱果木队，所以他曾独自去那里参观。他一看到那个简单的修配厂，20来位工人热火朝天地在工作，院子里停着那么多待维修的载重汽车、手扶拖拉机等，他知道那里的工人太少，便请求调到那里去。由于那里是干重活，大队和公社的领导都不敢作主，而杜又一再坚决要求去，他们只好向民政局请示，才同意他去的。

他一调过去，便本着对工作一贯严肃认真的态度，勤勤恳恳地和工人们一道劳动。在大修汽车时，他总是钻到汽车底盘下，长时间地蜷伏在地上工作，从不叫苦，不修好决不罢休，所以经他修过的汽车、拖拉机，质量都是可以保证的。他一向是很虚心的，除了经常向两位老师傅请教外，还买了不少有关机械修理的书，用心钻研，并常常抢着干重活，所以他和厂里的每一个人都处得很好，谁也看不出，这是国民党军队中的高级将领，也不相信他是《毛泽东选集》中的知名人物。杜聿明在红星公社劳动期间使他感受最深的是，当时国防部负责人兼东北一个军事学校校长、黄埔一期同队同学陈赓大将。他多次约见和宴请他，按照当年黄埔同学风趣而亲切的说法，这是"一道穿过草鞋的"。杜聿明第一次见这位大将时，感到很羞愧，而陈赓大将却以十分亲切与关怀的言行，使杜聿明逐渐消除了自卑感。

有一次陈赓把杜聿明、宋希濂等接到前门东河沿国防部招待所，让大家休息几天，才送回去。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的张治中先生，因身体欠佳，在颐和园介寿堂休养，周总理便让张以黄埔教育长身份，邀请在京的黄埔同学到颐和园聚会。杜聿明等在红星公社劳动的几个黄埔毕业的，也应邀去参加，这在当时是轰动了北京的一件大事。周总理除了和参加的黄埔师生照了相外，还特意邀杜聿明、宋希濂等人单独照了一张相。杜聿明在劳动期间，还先后会见了英国老将军蒙巴顿勋爵和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蒙巴顿将军来我国访问时，特地提出，要求见见过去和他一道在缅甸共同指挥对日作战的老伙伴杜将军，当然，他这一要求立即得到满足。当杜聿明神采奕奕地出现在他面前时，他惊喜异常，紧握着杜的手连声说："想不到你的豪气风采仍不减当年啊。"这位老将军以后曾对不少的人说："如果不是自己亲眼所见，谁会想到这些被共产党俘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还能生活得这么愉快健康呢！"隔不久，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来中国的时候，周总理请他吃饭，陈副总理和杜聿明等应邀作陪，蒙哥马利在席上曾问杜："你过去统率的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杜很风趣地指指陈老总说："我都送给他们了！"陈老总也很有风趣地笑着说："你们可没有那么大方，肯随便送给我们，是我们咬住你们不放，才一口一口地把你们吃掉的。"蒙哥马利也认为，像淮海战役那样双方人员近百万的大军，在一个地区进行决战，这不仅在中国战史上少有，就是世界战史上也是少有的。他们一同回顾这一场大战的激烈程度，认为是十分动人的。

国民党方面统率几个军的兵团司令如黄伯韬、邱清泉这样的名将相继战死沙场，更是过去所没有过的。蒙哥马利问杜聿明："中国在对日作战中，你统率的军队、装备、训练都不及日本军队，而且在地势险峻、易守难攻的昆仑关，能打那样大的胜仗，而后来你统率的队伍在装备和训练等方面都超过了解放军，却弄得一败涂地，连你也被俘，你想过是什么原因没有？"杜聿明不假思索地用很简单明了，也是十分得体的一句话作了回答："这是正义战与非正义的区别。"在座的周总理、陈副总理等许多人对他这一答复，都认为很得体。还有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来我国访问时，周总理设盛宴欢迎，也邀溥仪、杜聿明去作陪，当总理向西哈努克介绍杜聿明、溥仪时，说："这便是你想见的杜聿明将军。"亲王对能认识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很感兴趣，问了杜一些解放后的生活等情况，杜的回答也很得体。杜回来后对这件事很感动，他说想不到总理对前国民党将领仍然是尊重的，有适当机会还给出头露面。1961年2月间，杜聿明等六人在红星公社劳动锻炼和体验劳动人民生活已达一年，第二批特赦战犯又将继续去那里劳动，中央统战部和北京市民政局按预定的安排，将六人又都接回到崇内旅馆。统战部在全国政协第一会议室举行座谈会，并让第二批特赦战犯也去参加。

徐冰副部长宣读了全国政协的任命书，任命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等七人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正式参加国家机关工作，生活费由原来的每月60元增加到100元。大家听了都非常高兴，鼓掌很久。因为战犯们特赦后究竟将来干什么工作，谁也猜不到，也没有人向他们透露过，这次一宣布，才知道安排到机关工作。1961年3月1日，杜聿明等便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去上班。这个会是周总理倡议设立的。那是在1959年一次邀集60岁以上老人到政协举行座谈时，总理建议大家："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不久，即在政协成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全国政协东院，这里是原清朝顺承郡王府，宫殿式建筑，花木扶疏，环境幽雅。

文史专员的工作是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来，其次是向过去旧同事和熟人去组织稿件，同时担任审核别人稿件与整理、编纂文史资料。文史专员除了搞文史工作外，每周还得学习一个或两个半天。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是主管全体委员的学习工作，它直接领导在京的委员成立的一个直属组，成员均为委员。当时那个组有熊庆来、贝时璋、王雪莹、王克俊、赵君迈，杜聿明和溥仪等也编在这个组学习。专员们在生活上也全部由政协负责，都在附近安排有住房，有公费医疗，专员们享受高干司局长级同等待遇。大家对这一安排都十分满意，杜聿明和我开玩笑说："我以为自食其力是指体力，你说将来当裁缝师傅兼理发师，我也准备搞裁缝兼修理自行车和小机械，谁想到又让我们坐办公室啊！"

1960年11月28日，第二次特赦在押战犯时，我也得到了特赦，同被特赦的还有国民党名将李仙洲、范汉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山东省主委庞镜塘、军长罗历戎等共11名。李仙洲是国民党中，山东三李之一（另有李玉堂、李延年都死在台湾），三人都是兵团级的高级将领。他特赦后因山东有亲属，请求回山东去与家人团聚。庞镜塘因沈阳有儿女，他的妻子是台湾国大代表不能回来，他请求去沈阳也得到批准。只有范汉杰、罗历戎、李以欧、董益三和我五人因外地无亲属或亲属在京，便留在北京，也是先进行一段时期参观、学习再去红星公社劳动一年，再另行安排工作。29日上午，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等几位在红星劳动的人都赶到我们住的崇内旅馆来看我们。我们相互拥抱、跳跃，这种欢快之情，是我一生中少有过的。

当大家都围在范汉杰房内笑谈时，我把杜聿明拉到对面我的房内，又把门关上才悄悄地问他："你特赦时有没有人问过你投不投降的问题？"杜聿明一听便大笑一声，又习惯地在我背上拍一巴掌："我相信也没有人问过你。"他一边说一边指着自己的脑袋，后又指指我的脑袋："这里不老早投降了吗？"大家在崇内旅馆愉快地聚了一顿餐，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生活方面比较困难，我们在崇内旅馆还能吃到两荤、两素四菜一汤。那天，民政局为了让一，二批特赦人员联欢，特给每桌添两个荤菜，所以都感到特别高兴。大家边吃边谈，杜聿明要我们做好思想准备，他们已由周总理接见过两次，我们很可能也会被周总理接见。

1961年2月26日，也就是农历正月初七日，周总理果然在百忙中接见了我们第二批特赦人员。上午10点，北京市民政局负责人陪我们去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厅会客室。陪同总理接见我们的有陈老总和副总理兼公安部长罗瑞卿与张治中先生等人。总理勉励我们要放下包袱，全心全意去做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我一听感到很紧张，便向总理表示："我今后只能保证决不再做对不起人民的事，哪里还有条件去做对人民有益的事。"总理听了笑着对我说："你的条件很多，只看你做不做。"接着他便向大家说他正在号召老年人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来，这就是做了对人民有益的事。因为只要没有顾虑，如实地把你们做过的一切都写了出来，不但对今后编写历史提供了可贵的资料，更为年轻一代提供了反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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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你们干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如阻碍革命，残暴镇压人民等写出来之后，使后人知道革命成功来之不易，就会对新社会对党增加热爱，这就是做了对人民有益的事情。总理还指着我，说我在军统那么多年，并在戴笠身边那么久，知道的事一定很多，要认真写写。我表示一定遵照总理指示尽力去做。不久，我们也去劳动锻炼。我在北京红星公社劳动期间，常在星期天休息时进城去看望杜聿明和宋希濂等人，有事也先和他们商量，因为他们比我先出来一年，许多情况比我熟悉一些。有一天，我忽然接到最高人民法院转给我一封由香港寄来的信，这是我的前妻粟燕萍看到香港报纸上刊出第二批特赦战犯名单中有我，才知道我还活着。